中亚行记：金桃、英语和陆心三文鱼

专题：岁岁相遇 年年复见 2024回乡见闻

　　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海外策略 董易

　　一、

　　四个字的名字总会让人一眼记住，人名如此，地名也是。而在地名上，四个字的名字又总与遥远、边疆、神秘等感觉联系在一起，要么是苦寒的旷野，要么是异域的大城。

　　比如撒马尔罕。

　　或许很多中国人对撒马尔罕的印象来自于《射雕英雄传》里郭靖和黄蓉想出的那招神兵天降，但没怎么读过武侠小说的我，却一直记得一本书叫《撒马尔罕的金桃》。起先我以为这是一本讲中亚特产的书，结果临行前第一次翻了翻这本宏篇巨作，却发现他更多说的是出现在唐朝人生活中的各种西域舶来品。

　　中原人对西域的了解始于汉朝的张骞，而西域对中原的影响则辉煌于唐朝。在Afrasiyab博物馆里藏有一副保存非常完好的壁画，画中描绘的是唐高宗狩猎和武则天泛舟曲江池。请的英文讲解员大哥对着乌兹别克语的丝绸之路地图向我们娓娓道来撒马尔罕的荣光和古代丝路的繁盛，商贾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运什么货，用什么钱……偶尔走神的我们总能顺利接上，然后纠正他说武则天可不是什么公主，人家可是正儿八经的Queen。

　　今天的撒马尔罕并没有真实存在的金桃，或者说金桃其实是后人对那个中原和西域文化大交融时期的想象。只是街头的摊贩和路人看到我们第一反应却总是“Japan？Korea？”我们只能拼命摇头说“No，China，Xitoy（乌兹别克语的中国），Китай（俄语的中国）。”

　　接下来就是被大家拉着疯狂合影，从老到幼，从男到女，甚至还有什么都不问就主动冲上来，边说“Photo photo”边摆照相手势的本地游客。在兀鲁伯天文台和一群来游玩的小学生拍完之后，一个小男孩拿着个塑料的指尖陀螺朝我一通叽里呱啦，并将它很郑重地朝我手里塞。

　　“You give it to me？”虽然我并不奢望他能听懂，但还是要假装确认一下。

　　小男孩疯狂点头，还很正式地右手放胸前朝我鞠了一躬。

　　或许这塑料的指尖陀螺就是属于我的撒马尔罕金桃。

　　有了这金桃经验之后，我们身上的当代中国文明青年旅客形象的担子似乎更重了。每当听到对方问出from这个关键词后都自动“China，Xitoy，Китай”三连并做好合影准备。只不过在雷吉斯坦广场上，一个当地男青年听完后却用略带四川口音的普通话回我们“你们来自中国？”

　　他说他叫高林，正在当地的孔子学院学习中文，没事的时候就来雷吉斯坦这儿随机抓中国游客练中文。加了他的微信后发现他跟着当地官方团来过很多次中国，看着他朋友圈里那配着“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背景乐的自制风光片，我们一致认为这哥们儿每天不高强度中文互联网冲浪三小时做不出味儿这么正的短视频。

　　当然会说中文的乌兹别克人我们只遇到了高林这一位，绝大多数时候和路人的沟通都需要充分发挥想象力或是寄希望于心灵感应，连在中国援建修复的希瓦古城里也概莫能外。顶着东亚面孔的我们再一次不出意外地被踢球的小男孩抓住，带到广场中央的一口被铁栅栏盖得严严实实的井边并做出了钱的手势。

　　我的大脑飞速转动：“他在找我要钱？不对要是要钱的话没必要拉来这一看就是有什么故事的井旁边……唉？莫非是他在和我说这里可以投点钱进去许个愿。”

　　掏出一千苏姆卷成卷塞进了井里，小男孩激动地朝我竖起了大拇指并喊着Yeah跑走了。

　　不知道这见池水就要投钱的习俗，到底是东学西渐还是西学东渐呢。

　　二、

　　苏联解体后，曾经的中亚加盟共和国一夜间从超级大国的舞台上跌落。而随后的强人政治和封闭统治更令外界对这深居欧亚大陆中心的地区知之甚少。直到近些年随着一代强人的纷纷落幕，中亚各国又开始逐步打开国门试图再次拥抱世界，而拥抱世界的第一步总归是学外语。从城市到乡村，我们总能看见路边写着“English”的大大招牌，而在首都塔什干的文学博物馆旁边，一块打着“Hong Kong Academy”招牌的机构甚至提供汉日韩英法德意西等十种语言的教学且水准还不低，HSK（汉语水平考试）和TOPIK（韩语能力考试）最高包过5+，IELTS（英语雅思）最高包过7.5+，可能着实给了当地人一点来自东亚的补习班内卷震撼。

　　在市中心的帖木儿广场，一群本地学生互相推搡，最终推出了一位女生出来，羞涩地用英文和我们说，他们是当地的中学生，想和我们练练英语。

　　说实话，我还真没想到某一天我会被当作英语角里的那个“外教”，以及一时半会儿也没搞懂为什么会选我们这群一看就是东亚人的游客来练习英语。但几个回合下来，这个领头的女生英语水平果真还不错，当我们问她英语这么好以后想做什么时，她说想去德国读大学。本以为她会说去学工程机械这种符合刻板印象的学科，没想到她说想学法律。

　　“那你去过外国吗？”

　　“还没有。”

　　一千公里外的希瓦，民宿老板Ali还是个读商科的大学生。我说你这还不去学校上课吗，他说自己读的是新加坡一个学校在塔什干的part-time项目，选在塔什干而不是新加坡读因为这里价格更便宜。之前读全日制项目的时候发现每天只花钱不赚钱，在打了无数个“Dad， money”电话后觉得不行，于是改成了现在的项目。我们办入住前正好一个波兰团在办退房，我们开玩笑说你这生意不错啊，Ali说等你们退房后还有个俄罗斯团。

　　快速按照我们的房费和房间数算了下这间小小的家庭旅馆满房一天可以赚400美金，这在平均月工资只有320美金的乌国，眼前这位其貌不扬的还在读书的年轻人可能是我们全程见过的收入最高且英语最流利的人，甚至看见我穿着切尔西的卫衣还能主动开腔聊两句英超。我开玩笑和他说你这和我们三四十年之前刚开放时会英文的人能赚大钱一样，我们这些外国人总是半愿意半被迫地去选择那些能说英语的地方，那多付的部分都算是English Tax。

　　毕竟这里的国际连锁酒店价格直逼香港而本地的苏联风酒店只需要两三百元人民币一晚，毕竟景点门票对外国游客的价格是本地人的10倍（虽然10倍过后可能也只是十几元人民币），毕竟在古尔-埃米尔陵，年轻的英文讲解员最后仔细思考了一番，斗胆开出了10个人一共5万苏姆的“天价”（约30元人民币）还小心翼翼地问我们可不可以……

　　会讲英语的人在这里宛若NPC，在除了景点和酒店之外的地方总会随机出现。希瓦的最后一天，我们包了辆车去散落在阿姆河对岸的公元前城堡遗址。虽然这里没有任何的文字介绍，但站在这直接裸露在外的两千年前城堡遗迹上眺望远方花剌子模绿洲上升起的袅袅炊烟，在那一瞬间我觉得这是这几天以来最令人震撼的景色。

　　下山后一个穿着朴素的嬢嬢站在我们的司机旁边叽叽咕咕。看我们下来后便上来用尚能听懂的英语说要收门票，9美金一个人。

　　还没有从几分钟前的怀古之情中醒来的我，虽然对这突然冒出来的“售票员”一脸迷茫，但开箱掏钱一套流程相当利索。毕竟可以直接踩在公元前的土墙上，这机会可是绝无仅有。

　　嬢嬢收完钱后继续用英语单词蹦句子：“有个新加坡人今晚住在这儿看星星，你们要不要一起。”

　　我还在想刚付的这90美金是不是挨宰了，加上今晚要搭飞机回到塔什干转乘第二天的早班机去阿拉木图，自然没有回应嬢嬢的热情推销。

　　“就住在这儿吧，晚上星星很好看的。”

　　我回过神看了看身后那几个破旧的蒙古包和阴云密布的天空，心里同情了一下那个一直没有露面的“新加坡人”。

　　三、

　　《撒马尔罕的金桃》靠写唐朝时的西域舶来品就成为了一本接近800页的书，但今天中亚餐馆里的菜单显然做不到这一点。三天之后的我们点菜已然可以盲点：番茄洋葱沙拉和黄瓜芝士沙拉各两份，烤肉拼盘两份，拉条子两份，抓饭两份，南瓜蒸包子和羊肉烤包子各一份……从路边小饭馆到地图必吃榜，这招滚菜单大法总能一网打尽店里的所有SKU。

　　所以当我们在布哈拉城中心一个服务生西装革履的高档西餐馆里看见奶油三文鱼的时候，直接罔顾了我们正身处全世界唯二的双重内陆国（即邻国仍然是不临海的内陆国，另一个是欧洲袖珍国列支敦士登）这一事实，花上100元的全程最贵单价也要点上这一盘飞行距离和我们不相伯仲的鱼。

　　千年前的布哈拉是丝绸之路上的贸易重镇，但自大航海时代之后，世界的主要贸易路线从陆上转移至海上，深处欧亚大陆中心的这一串绿洲城镇便从商人们的地图上逐渐消失。而后苏联人的到来在客观上快速将这里从政教合一的可汗时代拉入了工业化的大潮中。但当苏联的计划大厦倾倒时，突然被甩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中亚国家发现，自身羸弱的工业难以满足国内复杂多样的需求。于是我们曾经熟悉的“造不如买”也成为了这里的主流，且充满了发展中国家独有的混搭感：没买到高铁票的我们（乌兹别克斯坦有进口西班牙技术的中亚唯一高铁线，连接首都塔什干和撒马尔罕与布哈拉，但班次较疏）在普速火车上看见座位上方的旋钮下工整地写着汉字“调光”，但上方的俄语贴纸却画着一个音量符号；塔什干的中亚抓饭中心门口莫名堆着一个中国海运集团集装箱；而布哈拉火车站乱码的显示屏上反复跳出来“规格”“型号”这些中文……

　　不过凡事总有例外，得益于苏联时期的制造基础和后天的雪佛兰注资，汽车业是如今乌兹别克斯坦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全国超过90%的车都是雪佛兰，甚至雪佛兰商标的钥匙链可以成为商店里深受本地人喜爱的旅游纪念品。而在我们用YandexGo（一款通行于俄语区的集打车和外卖为一体的app）打遍了各种型号的雪佛兰之后，居然第一次出现了一辆零跑汽车接单。

　　司机说他觉得中国电动车很酷，不惜花重金从中国平行进口了这辆零跑。车到手后他非常喜欢，但有一个问题总是困扰他：这车的天窗怎么开。

　　“小零小零，请开天窗。”我们一字一顿地用标准普通话在车里施法。

　　在司机的惊讶中，头顶的天窗第一次开启。

　　“那怎么关上呢？”

　　“小零小零，请关天窗。”

　　可能是司机大叔过于震撼，也可能是我们一直沉浸在实景版芝麻开门的成就感中不能自拔。直到下车后才想起来，就应该录几段音给大叔抵车费嘛。

　　除了零跑之外，新时代的中国品牌痕迹亦时不时出现在我们眼前：国道旁挂着大大BYD字样的汽车修理站、撒马尔罕街头出现的红旗和小鹏电动车、塔什干城中的三一建筑塔吊、老朋友的华为和中兴、时尚购物广场门神位置有李宁和名创优品、最偏远的戈壁深处小卖部用的仍然是星星冷柜……

　　乌国的最后一天，在看完了两千年前的戈壁堡垒后，司机大叔带我们到湖边来吃烤鱼。队伍里当记者的朋友靠着翻译软件和司机大叔聊生活的改变，大叔说这几年外国游客越来越多，他们的收入也越来越高。在阿姆河水资源过度开发和咸海逐渐枯竭的影响下，深处乌国最偏远之地的花剌子模和卡拉卡尔帕克这两个地方，传统的棉花种植业和捕鱼业已经逐渐式微。而此时打开国门重迎的外国游客，成为了这片陆心腹地产业转型的最大助力。

　　当谈到去年的公投时，司机大叔一脸理所应当地答道投了赞成。我们问他原因，虽然不会英语，司机大叔却还是对着翻译软件一字一顿严肃地回答。

　　“因为我喜欢你们。”

　　后记：眺望天山

　　凌晨五点，阿拉木图郊外。天山脚下的草原晨雾弥漫，汽车4S店和加油站的玻璃房和自动门透露出一股资本的清冷质感。一瞬间有点恍惚，觉得自己不是在亚欧大陆的腹地，而是十年前那苏格兰晨间的旷野。

　　作为中亚行的最后一站，这座中亚最国际化的城市颠覆了前些天我们对这里的所有印象：在成片的苏式赫鲁晓夫楼下开满了高档商业和餐饮，满城树木之上是连绵如长卷的天山雪峰，两杯奶茶的钱就能在国家剧院里看场歌剧和芭蕾……这对36小时前还在希瓦吃沙子、24小时前还在花剌子模的旷野上爬两千年前的城堡、18小时前还在乌尔根奇机场碰到系统宕机结果全员手写登机牌的我们来说简直就像遭遇了生活的降维打击。

　　只是这里的孩子都是见多识广的大城市居民，这里的孃孃和你说话也不是要和你合影，而只是囔囔着我们听不懂的语言，听我也回她一个听不懂的语言后只好作罢。如果说边界感是全世界大城市的共同特征，那此刻在返程路上的我甚至开始怀念两天前站在花剌子模一个不知名的千年古迹之上，远远看见山下有三个放牛娃聚在一起看手机的时候，我大声对他们喊着Hello，他们抬头看了我一眼，也用力挥了挥手喊了声Hello。

　　不知道两千年前的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的时候，是如何能够听懂对方的语言的。而在全球化的今天，一句Hello也能跌跌撞撞地走遍天下，来句Привет（俄语的你好）或是Assalomu（乌兹别克语的你好）更能拉近和当地人的距离。如果再上点难度，靠着模仿抖音网红的那句“无情哈拉少（俄语的很好）”就能在纳沃伊国道旁的小卖部里和老板娘以及俄罗斯大妈旅行团达成某款奶油冰淇淋很好吃的中俄乌三方共识。Ali的前台放着一摞各国游客给他的当地货币收藏，我们翻了一圈竟然没有人民币（可能是中国游客真的没有现金），便给了他一张崭新的5元留作纪念。

　　在戈壁上奔驰了四个多小时，我们抵达了中哈边境的扎尔肯特小镇换乘跨境大巴回国。当陪伴远方天山的景色从茫茫戈壁变成了庞大的铁路编组站时，中哈双方的国门、远方越来越近的霍尔果斯高楼和突然收到的中国手机信号都在告诉我们，即将到达那个陌生土地和熟悉生活的分界站。

　　如果说距离越远越陌生，那中亚或许是那个最近的陌生人。在旧世界这里是各路文化交流的中心，而在新世界这里却变成了世界岛中心的边疆。在希瓦的宣礼塔上看一架架洲际飞机拖着尾迹飞过，飞机上的乘客可能并不知道飞跃的是千年前的世界中心，如果拖着PTV上的飞行地图潦草看几眼，可能只记得这里是一堆分不清名字的斯坦。

　　跨过中哈界桥的时候，几台重卡从中方口岸迎面开来，车上装的是巨大的风电涡轮机叶片和发电机。恍然想起从乌鲁木齐飞来塔什干时，同机的乌国乘客几乎每个人都拎着大包小包，从玩具车到小家电不一而足。

　　“那个一直活在你想象中的事物，突然变成了有形世界的一部分——不管你和它之间相隔多少山脊、河流和炙烤的土路——从此之后，它都永远属于你。”

　　走出霍尔果斯口岸大楼，在一堆“伊宁伊宁走不走”、“乌鲁木齐乌鲁木齐”的声音中，不想被拉客的我故作高冷，像旅人、作家和那些第一次穿越边境的货车司机一样，眺望天山。